【凤城旧事】第二十八章：我与凤台的妇女运动

小鱼网—小编 · 发表于 2016-1-2 09:59:4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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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与凤台的妇女运动

袁静宇

我祖居西淝河边的袁家大郢孜。父亲袁东祥一九零五年去世三个月后，我才出世。当时凤台的封建礼教还很盛行，
我孤儿寡母理所当然地成为封建礼教迫害的对象。我两岁时，三伯父和堂兄出于灭门吞产的动机，把我母女卖给张集姓岳的，幸亏大舅谢俊功闻讯赶来，才救下我们母女。从此，我和母亲便寄住大舅家。

大舅是个秀才。当时加入了淮上军。他除经常到淮上军部办事外，还抽出一定时间教我读四书五经。有时还讲些“男女平等、自由博爱”的道理。我四岁开始读《三字经》等启蒙课本，以后又读《诗经》等书。大舅看我学习聪颖，又为了让我牢记袁家三伯父的迫害，为我取名“谢锦娥”。

一九一四年淮上军起义失败了，大舅被北洋军阀倪丹成枪杀于寿县东门外。从此我读书的门路被堵死了。当时凤台城乡各个私垫都不收女生。我在痛苦之余，只有在家温习大舅生前所教的四书五经。这期间，寡母孤女相依为命，痛苦非常。

我十四岁时，正是“五四”运动兴起的时候。凤台成立了劝学所。在县官刘沛的支持下，所长廖元翘从安庆请来赵古心母女，开办丁第一所女了小学。校址在徐家老大门。赵任校长，女儿赵玉农任教师。我听到这一消息后，就向母亲提出要进女子小学读书的要求。母亲是一个恪守封建礼俗、矢志守寡的贞节妇女，对这种抛头露面、串街过巷进女校读书的要求，一时想不通。她认为女孩子能粗识文字就行了，书读得再多，也不会象男孩子那样到社会工作。于是，我就用劝学所宣传的男女平等道理说服母亲。母亲爱女心切，也只好答应。为了我上学的方便，母亲带我到城里，寄居在她娘舅吴家。于是，我为自己起了个名字“袁振坤”，并串连了几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子，到女子小学报了名。这一行动招来了许多封建舆论的非议，但我觉得、既然男女平等，为什么只准男孩子念书，不许女孩子上学，我就是要念书！

新办的学校第一学期入学的学生，年龄都十四、五岁了，因此学习进度较快，两年半就学完了初小全部课程。在隆重的毕业典礼上，由县官张伯衡颁发了凤台女子小学第一届毕业证书。这件事在当时凤台传为新闻。

1921年劝学所改为教育局，局长史康候创建了第一所高等女子小学，因为赵氏母女已辞职还乡，而本县又请不到女知识分子，所以又花重金从南京请来了毛云亮女士任校长，“梅兰英、耿玉先二女士任教师。另外，在当地聘请了二位不住校的男教师谢家群、史孔嘉，校址在李公盛酱园后院。

1924年（民国十三年）我在高小读了二年，这时寿县开办了省立女子第三师范，我因高小还未毕业，就伪造了一张毕业证书去寿县报考女师，侥幸录取。这个学校原订三年毕业，我读了二年半，因为直鲁联军南下，时局动荡不安，宣布提前毕业，学校也解散了。

在寿县女师两年半的时间中，我们正式接受了新文化的熏陶，决心和旧习俗彻底决裂。同学们纷纷剪去辫子放小脚。我因自幼就没有缠足，所以在这个运动中，成了捷足先登的代表，引起时人的注目。我们在新文化方面，除了自己身体力行外，还组织宣传队，上街宣传放脚剪辫子等新文化的道理。我们正在积极上进中，突然宣布学校解散，一时感情上很是纳闷。

直鲁联军的乱子平息后，女师迁到凤阳，并改为后师，我又以初师毕业的学历，考入这个学校。1928年秋，蒋介石视察安徽，顺便到凤阳女师训话。他听了密报，得知女师和男子中学有共产党活动。次年春，将两校的学生逮捕25人，全部在雨花台枪杀了。就在这年放假回家途中，我们几个同乡女生又被土匪绑架。母亲看到这些危险的情景，再也不让我离家读书了。

1929年，我24岁时，和李绍武结了婚，婚礼完全采用了“文明结婚”的新形式。这种胆大妄为的做法，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。但是“我行我素”，我认为是对的，我就这样做。

我虽然结婚成家，但我决不单纯依靠丈夫生活。1929年秋，我应聘到张集小学教书。一学期后又回到阚町创小学。

此后又在颍上、寿县等小学教了三年书后，回到凤台，在民众教育馆从事了两年的民众教育。这期间，我一直认为，自己总算是学了一点教育知识，就应该为祖国儿童做些启蒙工作，为民众教育做些文化补习工作。所以我一直热爱民众教育工作和儿童培养工作。

1938年日本侵占蚌埠威胁凤台，在炮声隆隆中，我受县长马磬亭的委托，接受了护送一百零三名5一14岁的难童的任务。当时只备了一纸公文，派了两条民用大木船，没给一点生活费用，我就摆脱了家庭，带着孩子们起程了。原打算只把他们送到六安省府所在地，但战局急转直下多省府也准备迁移，所以只有带着孩子们步行至汉口。沿途全靠向当地政府募化生活，如果找不着募化对象时，我就用自己的钱垫付孩子们生活费用。我尽一切的可能，保证孩子们健康地到达了汉口，并妥善地交给了宋美龄创办的难童教养院。抗战胜利后，他们有些已是大学毕业生，并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。现在凤台城关镇还有几个当年的难童，想来他们在民族灾难中，徒步远征汉口，还会记忆犹新的。

1940年我回到家乡，为了不当亡国奴，不受敌伪的拉拢和利用，我们躲在一个闭塞的农村亲戚家里。一天家中来人送信，说是十二路军路过阚町，要见见我和李绍武，并有要事相商。我们带着惊异的心情，见到军长李仙洲。原来他在颍凤交界处逮捕了二百多名被控为共产党干部的人，这些人矢口否认。李军长要我们说说共产党是否在颍上建立政权，委托干部？若有其事，这二百多人将立即被处决。对此，我们沉着地以国民党干部的身份，坚持说这一带只有游击战斗，没有建立共产党政权，还例举了许多现象，最终说服了李军长，释放了这二百多人。

一九四七年，我在凤台妇女会任常务理事，后被推选为省妇女会筹建工作代表。在七十人的筹建会上，我以三十八票当选为省妇女会理事。当时的省主席李品仙营私舞弊，暗中拉出一个厅长太太充当理事，把我的名字取消了。我在《安庆日报》上看到了这一情况后，义愤填膺。在宣布成立大会上，我根据孙中山先生的《民权初步》和列席的几个厅长展开辩论，并面对面地顶了李品仙。他们理屈词穷，只好宣布（可能还有其它因素—一编者注）暂不成立省妇女会，并派车把各县代表送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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